在张衡故里，有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中国南阳张衡研究会监制，中国南阳四圣科技文化传播服务中心制造，具有测震演示功能的张衡精铜候风地动仪系列产品，融教学用品、国礼用品、测震演示、祥瑞镇宅、观赏收藏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稀世极品。现开始向海内外诚招代理商。 　　文化部礼宾司将仿古张衡候风地动仪定为国家礼品。 　　在杨尚昆主席九二年元月访问马来西亚时，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该国元首苏丹·阿兹兰·沙阿总统。 　　在江泽民总书记九二年四月访问日本时，作为国家礼品总送给该国元首明仁天皇。 　　在杨尚昆主席九二年六月访问摩洛哥时，作为国家礼品总送给该国国王哈桑二世。 　　国家教委行文规定候风地动仪模型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必备教具。 　　在张衡故里，南阳市四圣科技文化传播服务中心项目研发小组在市、区两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根据《后汉书·张衡列传》的记载及其揭示的一系列信息，进行充分分析、推理、试验，并集中分析研究了近代以来中外学者所普遍采用的“悬垂摆”、“直立摆”、“复合倒摆”等多家装置结构基本原理的利弊得失，在去伪求真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符合史料记载要求的新一代装置——“精准导摆”装置。该装置的性能和功效可达到现场精准演示方位测震的要求。其外部造型工艺考究，浮雕图案生动传神，符合东汉时期的艺术风貌。从而实现科学合理、灵敏准确的内部结构与具有精美古典艺术风格外观的完美统一。并获得国家专利。 　　通过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鉴定、评审，专家们认为：“其制作工料质地精良，造型工艺严谨考究，外部浮雕图案古朴典雅，效果逼真传神，内部结构科学，具有很好的测震岩石功能。完全符合历史文献有关张衡精铜候风地动仪的描述。它的复原成功，对于弘扬张衡科学文化思想，普及地震科普知识，提高全民防震抗震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民族国际声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区之一，因此，我国保存了大量的地震记载资料，而这些记载现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地震中最悠久的记录。由此地震引起的地裂、山崩、江河泛滥、房屋倒塌，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东汉时期，中国发生地震的次数是比较多的，为了测定地震方位，及时的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公元126年，张衡在第二次担任太史令之后，就注意掌握收集地震的情报和记录，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在公元132年（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科学仪器——地动仪。利用它，不但可以知道有没有发生地震，而且可以测出地震的方向。 　　张衡的地动仪铸造成功了，从此，我国开始了远距离测量地震的历史。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重视科学，我国担待的这一伟大科学创造，在“永嘉之乱”后即失落了。留给历史的，仅仅是《后汉书》中196个字的粗略记载。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试图将其复原，再现于世，无一彻底成功…… 　　十七世纪末，牛顿发现了惯性定律，人类的认识向利用惯性原理制造的候风地动仪迈进了第一步。 　　1703年有人根据震动时水银由盘中溢出的惯性原理制成了地震仪，落后张衡十六个世纪，科学原理尚未突破候风地动仪的先进水平。 　　1751年欧洲人皮纳（Bina）制成了含倒立摆装置的地震仪。 　　1883年英国人莱伦指出《后汉书》中“中有都柱”起到“摆”的作用. 　　1889年德国人利皮尔－伯希信茨（RebeurPaschwitz）制成了地震仪，记录到日本的地震。晚张衡1751年。 　　1937年日本学者获原尊礼（Hagiwura）制作了地动仪 模型，在“摆”的装置设施上找到了倒摆的原理。使候风地动仪中这一重要的结构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并试验证明这种倒摆能对地震波中的横波有主导作用。 　　1939年日本学者今村明恒设计制成了具有候风地动仪性能的倒摆地震仪，解决了利用地震纵波和横波方向测定震源的问题。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振铎精心设计制作大型木质候风地动仪复原模型获得成功。现陈列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认为候风地动仪的传动机械作用应属于杠杆机械构造。 至此为止，那种“机发吐丸，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的辉煌壮观尚沉没于历史之中……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夏村）。曾任尚书和河间相等职。他“天资浚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书夜。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不博。”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 　　在地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地动仪”（公元132年），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在天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浑天仪”（公元117年），是世界上第一架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测星象的天文仪器，著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等书。画出了完备的星象图，提出了“月光生于日之所照”的科学论断；在文学方面，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光辉璀璨的明星。名著《东京赋》和《西京赋》，合称《二京赋》，描写了东汉时期长安和洛阳的繁华景象，讽刺了官僚贵族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南都赋》生动的描绘了当时南阳的社会面貌、人民生活和民间风俗。此外还著有《定情赋》、《同声歌》、《思玄赋》、《归田赋》、《四愁诗》等30余篇；在地理学方面，他绘有完备的地形图，并研制出了“记里鼓车”、“指南针”等；在数学方面，他著有《算罔论》，并计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66和3.1622之间。这和今天大家知道的圆周率虽稍有误差，但在1800多年前就能有这样精确的计算，不能不使人们感到惊叹。他的这一成果比欧洲早1300多年；在气象学方面，他创造出了“候风仪”，是一种预测风力、风向的仪器，比西方的风信鸡早1000多年；在机械学方面，他制造出的“独木飞雕”是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还制造有“土圭”（日影器）、“活动日历”等；在艺术方面，他居东汉时期著名的六大画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