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故宫，南有县衙，”这句话中的县衙指的是南阳的内乡县衙。清代的县衙有1500多个，但是到今天只有内乡县衙保存完好。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重建于清代，占地2万多平方米，厅堂房舍280余间，目前有16个实物展厅和衙门文艺表演，系统地体现了衙门文化的丰富内涵。1984年建立起全国首座县衙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内乡县衙与北京故宫、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山西霍州署形成了一条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中国古代四级官署衙门旅游专线。近年来，内乡县投资2000多万元加强对此建筑的修缮保护。目前，这一达到4Ａ景区标准的景点年接待游客量已达到15万人次。
　　 中国人是很重视“中”的。在《孟子》中就有“立中国而抚四夷”这样的说法，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央。从北京的故宫到南阳府衙、内乡县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致性：主要建筑都摆在中轴线上，其他建筑对称地摆在两边。衙门衙门，一衙之门，谁能进谁不能进，是有讲究的，官衙的大门只对与事件有关的人敞开，平时百姓是不能任意出入的；进大门后是仪门，只有在上级或同级官员来访的时候，仪门中间的门才能打开，地位低一些的官吏和其他人只能从仪门右边的小门出入；仪门之后，中轴线上是大堂，是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迎送上级官员的地方；在中轴线的两边对称地分布着六房，左边为吏、礼、户，右边是刑、兵、工，对应着中央政权的六部；大堂后面，中轴线上是官员办公的场所，叫二堂，别人要进二堂，是要向门房禀报的；二堂往后，中轴线上是三堂，这是官员日常起居之所，但凡会客、商议政事、处理一般公务都在这里，有些涉秘和不宜公开的案件也在这里审理，三堂也是官员的一般生活区，官员可以在这里品茶、更衣和读书；三堂东西两边院落里住着官员的家人；三堂的后面是后花园，为官员和家人的游玩场地。
《汉书》记载，西汉末年召信臣出任南阳太守，“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民得其利，蓄积有余”。黎民敬爱召信臣，呼为“召父”。《后汉书》记载，东汉建武年间，杜诗任南阳太守，视民若子，省爱民役，兴修水利，大力开荒，并发明了供冶铁用的水力鼓风机——水排，从而使百姓受益。杜诗病死于任上，贫困得连丧事都无法办理，皇帝下诏命令在南阳官邸内为他举办丧事，国家拨出一千匹绢供办丧事用。时人将杜诗比之于百年前的召信臣，呼为“杜母”。明清时期，“父母官”一词开始广泛使用。
内乡县衙大门外宣化坊对面，是一方画着传说中叫犭贪的巨大照壁。画面上的犭贪四足踏着金银财宝仍不满足，却张着血盆大口对着左上方的一轮红日欲吞之。其结果自然不难想象。知县坐堂理事，抬头就可以透过宣化坊看到犭贪的形象，想到犭贪的后果，从而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1995年6月8日，朱镕基来到内乡县衙，目光在三堂的一副对联上停了很久，他对联中阐述的官与民的辩证关系、给予高度评价。联曰：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南阳得知这副对联时，也很感兴趣，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查考此联出自何时何地何人之手。
坐在内乡县衙的二堂，抬头就能看见“天理国法人情”
六个大字。这是封建时代官吏的执政理念，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天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以口若悬河而论之，可以束之高阁而弃之，可以脚踏实地践行之，具体如何对待，全赖执政者一念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理常常是靠不住的；“国法”即国家的制度法纪法令，古时的国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法，说不上具体规范，运用者的空间很大，同样一件案子，依据同一个法律条款，张县令和李县令断案的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即便法律是一杆秤，良心的定盘星打在什么地方才是关键；人情者人之常情也，老百姓是人，当官的是人，罪犯也是人，至于当官的意思向什么人倾斜，只有天知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这六个字很少能够和谐地一起发挥作用。通常，“天理”是高擎的旗帜，“国法”是挥舞的招牌，“人情”才是问题的关键和本质。
内乡县衙里叫刑钱夫子院的地方是幕僚的居所或者叫幕府。居于其中的人物叫幕友、幕宾、夫子或师爷等等，其实就是顾问、参谋和秘书的角色，这些人有专门的修养和独特的技能，属于主意点子较多的精灵之辈，常常是地方官处理政事的得力助手。从夫子所居之所紧邻知县这一点来看，夫子的作用非同一般。划于密室，夫子是少不了的人物；行权于上下，夫子要从中调度策应；点火于基层，更要靠夫子的神来之笔，由于夫子的特殊地位，知县可以利用他做许多自己不便做不好做的事情；还由于是幕友关系，推脱责任、转嫁危机之类的事情也可使得。有了幕友这个层次，权力运行的自由度增大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两座古衙门，半部官文化。独具特色的官府衙署文化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中外游客来南阳观光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