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文化在汉代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兼容并包，在诸郡国遥遥领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优越的自然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南阳郡自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设置，治宛（南阳市）。东南有桐柏山，西南有武当山，北有秦岭东段、伏牛山，中部为一开口向南的半圆形盆地，属于南襄盆地的一部分，山地与盆地之间为丘陵陇岗过渡带，形成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及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南阳河流纵横，山川秀丽，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张衡在《南都赋》中有详尽的描述，他在赋的开篇就说：

　　于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U水荡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

　　他以深情的感叹发端，盛赞南阳肥田沃壤，爽适开阔，地势环境险峻，内外交通便利，自古是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战略要地。接着张衡铺陈了南阳丰盛的特产和自然景观，山势
高大巍峨，有许多珍奇矿产，尤以铜铁最为丰富，战国时期就有“宛钜铁（钅也），惨如蜂虿”的记载，秦汉时代以经营冶铁业著名的孔家，就是在宛地鼓铸铁的。在南阳的鲁山、桐柏、方城、宛城都发现有汉代的冶铁遗址，说明南阳铁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南阳的水利资源也极为丰富，主要河流有唐河、潘河、赵河、白河（?U水）、潦河、湍河、丹江（淅水），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形成淮河、唐白河及丹江三大水系。沿河土质土壤好，易于耕作，沟渠纵横，堤埂相连，旱可灌溉，涝可排水，水旱间作，随意耕稼，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南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据研究，汉代南阳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具有亚热带到温暖带过渡的气候特点，以温暖适宜为主，比华中以南多雨潮湿和关中温暖干燥的气候都要优越得多。据张衡《南都赋》介绍，植物有“穰橙邓橘”，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种植有甘蔗，说明南阳当时气候适宜种植这些现今分布于亚热带的经济作物。这样的气候使得南阳鸟语花香，农业发达。南阳交通便利，地处南北之交，春秋战国时期即为楚秦间与中原各国的交通枢纽，由关中向江淮此乃孔道，由伊洛向荆襄此乃要冲，既为南北交通咽喉，又是西北向东南的必由之路（见图1）。陆路交通线主要有：一是鲁关道。自南阳至洛阳，即由宛沿今口子河谷北行，穿过伏牛山，经鲁关（鲁山县南），出方城，北达洛阳地区；二是武关道，自湖北宜昌城起，经南阳西行，过武关、商洛至西安或咸阳；三是夏路，或称方城路，由南阳盆地东出今方城、叶县间的伏牛山隘口，达到豫中平原，由方城经宛南行可至郢（湖北江陵），这里向北可达韩魏，向东北经陈蔡达于齐，即所谓“楚适诸夏”；四是南阳出夏路向东南经汝颍下游平原的?焚、平舆、繁阳、沈、胡、居巢等地，到达淮河南北一带，这就是南阳“东南受江淮”的陆路线。南阳还是长江水系伸入中原腹地最远的地区，其水运航程为中国古代南北天然水运航线之最长最盛者。水路交通线主要有四条：一是?U水（白河）。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战国时期楚王的船可逆河而上，经汉水，入溧河，越过“夏路”进入鸭河(《长水集》下集。)。即白河的行船可至今南召县境。湍河是白河支流 ，自邓州市至新野可通航进入白河；二是唐河， 上段称堵水，下段称?U水、泌河，汉代自方城以下皆可通航进入汉水；三是丹水，又称淅水，逆流而上可达陕西商县；四是淮水，发源于桐柏山，距宛较远，但淮水的支流?p水（今汝河）和??水（今甘江河）达到方城附近，而堵水（潘河）、?a水（泌河）是汉江的支流，长江流域的货物可经郢（湖北）地或由汉水上溯到宛，也可经?a水运到宛东北的方城，再往西北关中运输，而淮水流域的货物也可由?p水、?a水运到方城，再经唐河运到宛。由此可见，渭水流域的关中是通过宛与江淮流域联系的。这就是宛“受江淮”的水路。发达的水陆交通不仅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二、 良好的社会环境

　　 汉代南阳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汉代南阳在全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南阳在西汉出人才13人，政治建树不大，但南阳的地位已经较高，西汉时封到南阳郡的侯王约30个（见附表5《两汉分封南阳郡侯王表》）(《汉书》补注《王子侯、恩泽侯、功臣表》。）。新朝的建立者王莽曾封新都侯，哀帝时他曾到都乡（新野）住了近3年。到了东汉，南阳为“帝乡”，称为“南都”，皇亲国戚不能尽数，王侯将相第宅相望，“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封到南阳的列侯和公主达52人（见附表5《两汉分封南阳郡侯王表》）(《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东汉诸帝王巡视南阳，怀旧祭祖达12次。世代衣冠名族，如邓氏、阴氏、来氏、樊氏、岑氏，由于拥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这些家族产生出了大批政治与文化人才。汉代南阳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为南阳人脱颖而出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就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二） 南阳历任郡守励精图治，为汉代南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西汉南阳有名可考的郡守9人（见附表6《西汉南阳历任郡守表》），元帝时郑弘和召信臣二人，明经通法，政绩卓著，特别是召信臣为民兴利除害，劝课农桑，戒奢尚俭，教化大兴，人民称为“召父”。东汉南阳郡守有名可考者42人（见附表7《东汉南阳历任郡守表》），大都为政清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击豪强，惩治贪污，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发展经济。如杜诗勤政节俭，“爱民省役，诛暴立威”，兴建水利事业，人民称为“杜母”。桓虞表彰贤明，惩治邪恶。王畅惩治豪强和贪官污吏，令受赃者自首，若隐没不举，遣官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后汉书》卷56《王畅传》。)。陈球因打击豪强而得罪权贵被免官归家，其“子孙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后汉书》卷56《陈球传》。)。成?惩治皇亲富商豪绅张讯，得罪权贵被杀。他们惩贪除奸，扶正祛邪，为官一任造福于民，甚至不惜丢掉乌纱帽，也不去苟且偷生，这种为官品德至今仍值得称颂。二是尊师重教，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章帝时鲍德任南阳郡守，修缮学校校舍，“尊飨国老，宴会诸儒”(《后汉书》卷29《鲍永传》附《鲍德传》。)，行礼奏乐，鼓励百姓崇节尚义。刘宽任南阳太守，“好为诸生讲论经义”，每巡视属县就要召集学官和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后汉书》卷25《刘宽传》。)。还鼓励私人办学，南阳私学兴盛，著名的有洼丹、魏满、尹敏、谢该、郭丹、卓茂、高凤、樊? 等人，教授门徒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使南阳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培养了大批的文化人才，为南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汉代社会政治大环境和南阳小环境相结合，形成了南阳汉代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阳文化高峰的形成。

　　 三、 发达的社会经济

　　 汉代南阳社会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技术先进，普遍采用牛耕和铁制工具。从南阳发现西汉铁犁镜、V形铁口犁铧和铧范来看，铁制犁铧上口加宽，两侧犁叶加长，铧锋角度变小，加强了破土力。南阳还发现有西汉耧足范，说明当时已用耧播，可以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完成，播种均匀，深浅一致，是先进的农具。这就使农业能够深耕细作，提高了劳动力和生产效率。其次，表现在农田水利事业的建设。南阳雨量充沛，河流纵横，为农田灌溉提供了条件。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和东汉南阳太守杜诗疏浚和新修大型陂池堰渠，主要有六门陂、钳卢陂、樊氏陂、邓氏陂、召父渠、郑渠堰等。新野境内承?U水修的新野陂，灌溉面积很大，形成了一套水利灌溉系统，为农业丰收提供了保证。?汉代在南阳设有铁官和工官管理冶铸工业和其他手工业。南阳的铁器远销全国各地，在新疆就出土有汉代南阳冶铁作坊铸造的生产工具，长安城内就有“南阳工官”铭铜弩机的出土。农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促进了南阳商业的繁荣。《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孔氏“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南阳郡治宛是汉代全国六大商业城市之一。《盐铁论·力耕》篇：“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东汉在宛设有交易丞和铁府丞，专管商业贸易之事。繁荣的经济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之际在南阳起兵反莽的也大多是商人或大地主。刘秀经营田庄有方，连年丰穰，也曾贩谷于宛。李通是以“货殖著名”的大商人。大将军吴汉王莽末年在渔阳郡以贩马为业。刘秀外祖家樊氏是大地主兼大商人。刘秀的姐夫邓晨也“富于财”。西汉末年，游学京师的南阳人刘秀、刘?、刘嘉、刘隆、邓禹、朱?、卓茂、张堪、阴识等人，也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西汉南阳人张释之、孔仅都是以经济实力起家入仕的。

　　 四、 悠久的文化传统

　　 南阳文化源远流长，自远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产和生活，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早的当属南召县杏花山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有猿人右下前臼齿一枚及巨猿、剑齿象、三门马和肿骨鹿等动物化石，还搜集和发掘出哺乳动物化石共22种。经鉴定，猿人牙齿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与“北京猿人”接近。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的巨貘和剑齿象是华南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南召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1979年2月6日。)，三门马、肿骨鹿和河（豸里）则是华北动物群的主要成员。这表明“南召猿人”遗址处于华北和华南动物群的结合地带。南阳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102处，其中最著名的有淅川县黄楝树遗址、下王岗遗址、双河镇遗址、马坡遗址、李家庄遗址、雷嘴遗址，宛城区的黄山遗址，镇平县的赵湾遗址，社旗县的茅草寺遗址，南召县的二郎庙遗址，西峡县的杨岗遗址，内乡县的小河遗址，桐柏县的陡坡嘴遗址，新野县的凤凰台遗址等。这些遗址的主要特征是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三种文化层叠压。反映了中原文化和江汉文化的交流，也表现出南阳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南阳是夏朝统治区域的一部分，故有“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的记载。文献有“荆河惟豫州”的记载，即现在长江与汉水之间的荆山，为夏商时楚族控制的中心区域，“河”指黄河。南阳地处荆山和黄河之间地带，所以南阳是探讨夏文化和荆山一带相当于夏文化的先楚文化互相交流的重要地区。据杜佑《通典》说“邓为禹都”，即南阳的邓州市曾为夏的都城。夏文化遗址有南召的二郎庙遗址、下王岗遗址，有代表性的当为镇平县马圈王遗址，出土有大口樽和澄滤器，为二里头文化（夏代）典型遗物，同时也含有商周文化层。商朝曾讨伐过位于今鄂西北荆山一带的楚方国。发掘的商文化代表遗址是十里庙遗址，发掘商代墓葬7座，窖穴10个，灶1个，半地穴房基1座，井1口，出土文物214件。还出土有商代石器斧、镰、铲、凿、刀和锛、镞，铜器有镞。还有人骨，铸造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锅，说明其可能是一座商代铸铜作坊。据文献记载西周时南阳分封有申、吕、谢、应、邓、?等小国，并以南阳作为控制南方楚国的政治军事要地。在南阳市郊独山脚下红旗砖瓦厂处发现申国贵族墓地，出土文物有铜马镳、节约、辔饰、鼎、盘、簋等，还出土有铭文，上有45字篆文，其中有“大宰仲?NB038?父”字样，说明西周封的申国确在南阳市。由于南方楚国的崛起，积极向北扩张，大约在鲁庄公元年、楚文王二年（前688），楚国灭掉了南阳申、吕等国，并且在申国的俘虏中选拔一个名为彭仲爽作楚的令尹。在淅川下寺楚国墓地发掘出土20余座春秋楚国墓葬，出土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石器、玉器、贝币及装饰品7000余件。其中一号墓出土的铜禁是国内首次发现的长方形礼器，是用失腊法制造出来的。出土的编钟是历年来国内出土春秋时期编钟数量最多、音响效果最好的一套。出土的石排箫也引起中外音乐工作者极大的兴趣。出土的钮钟，据测音和试奏，各种发音纯正，音色优美，音阶准确。55号鼎的透雕兽头，48号铜盏的卷帘状兽头足及盏身，是中国青铜器冶铁史发现较早的失腊铸件。出土的青铜器和乐器铭文计有119器，铭文字体多样，内容丰富，其中王子午鼎说明此墓地为楚王族墓。它不仅展现了楚人音乐、冶铸艺术的发达，也为楚始都丹阳提供了崭新的实物材料，证明南阳确为楚地。前303年韩国从楚国手中夺走了南阳宛城，一直到前291年秦国占领南阳宛城。由上可知，南阳自古就是南北文化融合之地，先秦时期受夏、商、周、楚国和韩国诸文化的影响，有着丰富的文化渊源。南阳“纯朴憨厚之风”显然是受“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的文化影响。南阳人崇礼重义可能是受商周礼制文化的影响。南阳人尊神祭祖，事鬼敬神，也许是受楚巫术的影响。南阳在西汉多法学之士，是受韩国尚法之风的影响。南阳汉代的艺术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大，楚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物精致轻巧，一反商周严整厚重之风。出土的鼎纹饰华丽，器表布满半浮起的夔龙纹、窃曲纹、花瓣纹等，造型错落，栩栩如生。王玉金先生在《试析楚文化对南阳汉画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南阳天文画像居多，来自楚地的天文学知识，舞乐百戏来自楚的舞乐之风，汉画中见到的乐器在楚墓中也有大量出土，升仙画像来源于楚国文献中大量道家升仙思想的记载(《汉画学术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204—215页。)。汉画中的鬼神形象也多是楚人敬仰的鬼神。南阳汉画粗狂豪放的艺术特色是受楚艺术狂放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南阳出土大量的崇尚名节的画像石（砖），又显然受齐鲁文化的影响。

汉代南阳郡地形图

　　 总之，南阳汉代优越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发达的经济和丰富悠久的文化形成了南阳多彩多姿的、发达先进的、开放的地域文化，为我们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